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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姜学斌最终被判刑6年半。 2008年,姜学斌提前出狱,关建军无疑是他的眼中钉。 资料显示,2009年7月,姜学斌正式来到山西省公安厅督察总队,举报8年前曾举报过自己的巡警大队长关建军。姜的举报称:关建军涉黑。 当年9月,姜学斌再次举报。接受姜举报的单位变成了山西省公安厅刑侦总队。姜学斌举报称,关氏兄弟手中有10条命案,并涉嫌开赌场、打砸,希望公安机关查证。但在一审判决书中,关于命案的表述,无迹可寻。 实际上,让关氏兄弟越陷越深的,是煤矿经营上的纠纷。 2004年之后,国内煤炭市场日益升温。此时,关建民开始进入煤炭行业阳泉当地真正的淘金场。 在煤矿这个全新的领域,关家依靠的人是许建军。许建军是阳泉市犬业协会会长,与关建军熟悉。而许建军依靠的,是他曾任阳泉市煤炭局局长的一个亲戚。 2007年底,关建民与许建军等几名股东,以10年1亿元左右的价格,合伙承包经营了山西昔阳北坪煤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坪煤业)。2009年7月,关建民等股东将该煤矿的承包权出让给华通路桥集团。 关建民由此暴富,“他从中赚了1个亿。”关建民的一位亲属告诉记者。 但其中因在土方工程中垫资和赔偿款等原因,福建商人黄亦弟拒绝退出,双方发生纠纷。 2009年4月29日,“429” 暴力冲突事件发生。检方指控称,关氏兄弟案的多名被告人,于当晚参与了对黄亦弟公司的打砸,最终迫使黄退出北坪煤业工地。2010年春节后,黄亦弟赴北京开始举报关建民等人。 北坪煤业所在地的北南沟村村民,在关氏兄弟落马前后也加入举报阵营。该村村支书吴岳林,也是北坪煤业的法人代表和董事长,2009年因涉嫌“吸毒”被阳泉市警方抓捕,被送入戒毒所。 吴家人称,这是关氏兄弟团伙为争夺煤矿故意陷害。 几乎与此同时,另一位与王红玉有煤矿纠葛的当事人、山西商人李永军的家属,也赴京控告王红玉及关氏兄弟。 于是,在山西警方日后发布的信息中有这样的字句:2009年7月,多条有关关建军等人违法犯罪的举报线索,从不同渠道汇集到山西省公安厅,公安厅调查组急赴案发地阳泉明察暗访,获取了关建军等人的部分犯罪证据。 2010年5月6日,山西省公安厅成立“56”专案组,对关氏兄弟一案立案侦查。5月12日,关建军被捕。同日,关建民在上海被捕。 此案得到了包括中央和山西省领导的多次批示。该案亦被公安部列为督办案件。 侦办期间,2010年4月刚刚履新的山西省公安厅厅长杨司,曾四赴阳泉指导督办,以示重视。此后,阳泉市公安局副局长梁华奎、平定县公安局局长丁福光被纪检部门调查,二人被指为“关建军团伙保护伞”。 法庭内外 关建军被捕后,羁押在看守所一年多,除律师外无人得见。 2011年10月25日上午,“关氏兄弟涉黑案”在山西省长治市中级法院开庭。当日,戴着脚镣手铐的关建军走上被告席,与20多名被告人一同出庭受审。原本身材发福的关建军瘦了一圈,他的双手抖得更为厉害,连起诉书也翻不开。 此前,“56”专案组共向检察机关移送审查起诉43人,涉及49起案件事实,涉嫌罪名24项。案件历经两次补充侦查,法院延长两个月的审理期限。庭审时,检察机关的指控人数降至25名,罪名缩减至包括“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非法买卖爆炸物罪”、“受贿罪”等15项罪名。 其中,关建军与弟弟关建民、好友王红玉被控“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另有10人被控“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庭审持续了6天,控辩双方争论焦点聚集于“是否涉黑”。 检方指控称,关氏兄弟“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百姓,称霸一方”,“其行为已严重破坏了当地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和治安秩序”,故应以涉黑追诉。 但辩护律师王九川、柳波认为,被告人根本不具备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四个构成要件,该案只是把一些零散的事件拼在一起,作为证据出示的不少口供和说法,也都带有猜测性和评价性,缺乏明确具体的事实。其中一些事实已经法院审判、判决已生效,属于重复追究。 而法庭之外,角力亦未结束。 2011年11月14日,北京部分刑法、刑事诉讼法专家就山西关建军涉嫌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一案进行论证。 参加本次论证的专家有王敏远、卢建平、阮齐林、陈光中、陈兴良、张泗汉和樊崇义7位教授。 专家意见书认为,指控关建军等人涉嫌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缺乏充分、具体的犯罪行为事实支持。指控关建军涉嫌的其他犯罪行为,包括受贿、非法拘禁和其他违法犯罪事实3起,是个人孤立的违法犯罪行为,不具有“有组织”犯罪特征。 2012年春节前,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判决书长达129页。 法院经审理认为,关建军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受贿罪,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非法拘禁罪,赌博罪5项罪名成立。 法院同时对检察院起诉的另外10项关建军的罪名,不予认定。 法庭内外喧嚣,阳泉郊外山顶一片寂寥。在关氏兄弟曾经的住所里,泳池已经干涸。往常热闹的狗场,只是偶尔传来一声狗吠。(人民网/东北新闻网/新华网)
务农劳动力素质的下降难以适应当前农业科技大变革、现代农业大发展的需要,培育一大批新型农民迫在眉睫。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以提高科技素质、职业技能、经营能力为核心,大规模开展农村实用人才培训。去年底出台的《全国农民教育培训“十二五”发展规划》也指出,要加快培养一大批适应现代农业发展和新农村建设需要的高素质农民。可见,新型农民培育已经得到中央的高度重视,并开始具体实施。那么新型农民从哪里来?如何去服务他们、壮大他们?在培育新型农民的过程中又该注意哪些问题?本期专题带您一起关注。(《半月谈》2012年第6期) 2月22日,在白马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内由江苏省农科院建立的“高效园艺作物种子种苗产业化示范基地”,几名农民在育苗玻璃温室里为苗床上的辣椒苗散苗。新华社记者孙参摄 现代农业凸现“人才荒” 当前,我国正处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加快发展的进程中。农业部总经济师陈萌山说,现代农业是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农业,主要体现为用现代物质条件装备农业,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农业,用现代产业体系提升农业,用现代经营方式推进农业,用现代发展理念引领农业,用培养新型农民发展农业。 新型农民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关键一环。然而半月谈记者最近在山东、黑龙江、江苏等地采访发现,务农群体老化严重,文化水平、生产技能、市场应变等方面多不能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要求,农业现代化受人才瓶颈制约明显,令人忧虑。 “年轻人过完年就外出打工了” 山东菏泽市是粮食主产区,当地不少种粮大户获得过省级农业部门的奖励。记者近日在该市定陶县等地采访了解到,青壮劳力不足、留守劳力学习能力差导致该市在现代农业发展中人才“捉襟见肘”。 定陶县农业局局长张庭吉介绍,农村留守劳力主要以“386199部队”(妇女、孩子、老人)为主,“从事粮食生产的精壮劳力最少,经济作物还能吸引少量年轻劳力”。30岁以下的年轻劳力,除非同时有副业,基本没有在家种粮的。 张庭吉说,定陶县有14.7万户农民,耕地93万亩,种粮农民年龄在50~75岁的占该县种粮农民总数的80%以上,“都是老头老太太种地,65岁以上的又占了这80%里的一半”。 菏泽市郓城县农技推广站站长朱以发对这种情况也很发愁。他说,去年冬天播种量过多,现在小麦有些旺长,我们打算给农民讲授划锄镇压、打化控药等防旺长措施,前几天去丁里长镇乔庄村、苑楼村两个村主讲“春季麦田管理”,“结果去听课的都是老幼妇女,年轻人过完年就外出打工了”。 在另一个产粮大省黑龙江,桦川、宝清等地农业干部无奈地说,在农民看来,种田跟打工比哪个划算,是一笔算起来再容易不过的“明白账”:普通劳力150元/天,要是懂点木瓦工之类的技术,能赚300元/天,干几个月活就赶上种地一年的收入,谁会安心种地? 桦川县创业乡一位干部介绍,大量青壮劳动力外出,妇女、老人在家的任务多是把地种上就行,多打点粮食、少打点粮食都无所谓,在外面打工挣钱成了一些农民主要的经济来源,花在种地上的心思自然就少了。 “年年讲,年年有人出问题” 留守农业的老年人多是有着几十年种地经验的“老把式”,他们成为农业主力军虽然带来了丰富的经验,但也导致知识结构固化老化、学习能力差等现实问题。 黑龙江省农科院副研究员张国民认为,在基层农业技术知识培训中,接受培训的农民以50岁以上的“老把式”居多,即便有好的种植方法和技术,他们也很难学好。“农民多愿意接受一些实用性技术,特别是那些应用之后能够马上见效的培训内容。” 定陶县农业技术推广学校校长李振勇对此也深有体会。他说,给上了岁数的人讲授新技术难度很大,只有“看得见摸得着”的才相信,光靠嘴说他们很难理解,这也跟老一辈农民文化水平较低有很大关系。 定陶县滨河办事处李王庄村村民侯正玉前几年种粮一直都是小麦返青期就施氮肥。“当时俺觉得早施肥挺好的,都用了好多年了,可是秋收后一算账,打的粮食却没有邻居多。”侯正玉说,后来才弄明白,氮肥施早了,小麦前期易旺长,后期易倒伏,“吃过亏,俺才弄明白‘氮肥后移’这个词是啥意思”。 近几年,黄淮一带玉米主产区灰飞虱病虫害处于上升期,常发生在小麦生长后期、玉米苗期,造成玉米“粗缩病”并最终减产,可是一些病虫害防治方法“年年讲,年年有人出问题”。 李振勇说,有些“老把式”不认晚播的理儿,在小麦没有收割之前就套种玉米,认为这样生长期才足够长,结果套种期正是灰飞虱病虫害多发期,最终导致玉米减产。有不明就里的村民还会找农业部门索赔,认为咱推广的种子不好,其实完全与种子无关,只要适当晚播就能避开这种病害。 “要发展现代农业,非新型农民不行” “年轻人都出去了,种田的人新老一代接不上,我的儿子闺女都不愿意种田了!真拿这些年轻人没办法。”一想起家里的几亩耕地“后继无人”,江苏省阜宁县东沟镇66岁的张林发就愁眉不展,“我们这些老年人,想把地种好越来越难了。” 阜宁县东沟镇62岁的返聘农技人员张必根说,镇里农技人员10年前有10个,如今只有3个,最年轻的也50岁了,队伍建设跟不上。再过几年,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恐怕都没人会了。农民的老化同样严重,工作越来越难开展。 江苏东海县的部分农技人员也反映,当地在大力推进测土配方施肥工作,但是相关技术和肥料发放下去,未必会被真正采用老一辈农民的种植心理和农村劳动力不足的现状让新技术推广举步维艰。 在黑龙江海伦市,南华村的农民王益生虽然种了100多亩大豆,但他对农业技术的了解并不多,只希望能够有好的品种和适宜的化肥使用就行。“海伦市场上有100多个大豆品种,每年种什么品种全凭自己感觉和看周围农民种的效果。”王益生说,每个品种的说明书上都介绍高产,我们没什么文化,无法分辨清楚。 菏泽市郓城县农技推广站站长朱以发认为,老一辈农民知识已严重老化,推广良种良法和新肥料经常不接受,特别是一些种了一辈子地的老农,只认自己的老经验、老品种,很难改变。“要发展现代农业,非新型农民不行。”朱以发说。 成长中的新型农民 春耕在即,黑龙江省农垦总局九三管理局鹤山农场职工张洪斌已经检修好了自己的设备一台装有GPS卫星定位系统的现代化大农机。张洪斌说,自己是一个有着20多年驾龄的老司机,从十几马力的小四轮到现在的大农机,他切身感受到了现代农业带来的改变。 张洪斌是正在成长的新型农民群体中的一员。当前,我国务农人群中传统农民仍为主体,但新型农民也在不断涌现,有像张洪斌一样的现代农机操作手,也有种养大户、技术能手、科技示范户、合作社带头人等等,他们正在成为现代农业发展的领军人。 稻田里走出职业经理人 60岁的农民邢恩厚已经“上班”一周了,他的身份是“水稻职业经理人”。邢恩厚是黑龙江省桦川县创业乡丰年村农民,从1983年开始种水稻。2008年,老邢第一次当上了“水稻职业经理人”,由于田间管理到位,他的身价也不断上涨,年薪从去年的1.7万元涨到今年的3万元,翻了近一番。 何为“水稻职业经理人”?邢恩厚说:“就像种粮大户的‘大管家’,凭着种水稻经验和不断学习的新技术,指挥临时工适时适量放水、施肥、用药等。”丰年村是当地有名的水稻种植专业村,自上世纪60年代就开始种稻,村里像邢恩厚这样的“水稻职业经理人”有六七个。 去年,邢恩厚给黑龙江垦区859农场一位种粮大户管理了16公顷水稻,亩产从上年的七八百斤提高到1000斤。由于增产明显,老邢得到不少“老板”的青睐,今年就被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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